围绕“国际学术交流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主题,对以下8位国内外知名药理学家进行了访谈(按姓氏音序排序)。

James Barrett:美国德雷克斯大学医学院教授、药理学与生理学系主任、临床与转化研究中心主任,IUPHAR司库(2018—2022年)。

Ingolf Cascorbi:德国基尔大学教授、实验与临床药理学系主任,国际药理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Basic & Clinical Pharmacology,IUPHAR)主席(2018—2022年)。

Enna S J:美国堪萨斯大学医学中心教授、教育与研究生中心副主任,IUPHAR前主席(2014—2018年)。

金有豫: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中国药理学会前秘书长,中国药理学会突出贡献奖获得者。

林志彬: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中国药理学会前理事长,中国药理学会突出贡献奖获得者。

刘干中:中日友好医院教授,中国药理学会前秘书长、副理事长,中国药理学会突出贡献奖获得者。

Valerie Schini-Kerth: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IUPHAR天然产物药理学分委主席(2018—2022年)。

Michael Spedding:法国斯伯丁研究所创始人、主任,IUPHAR秘书长(2018—2022年)。

国内专家3位,采取面对面访谈形式。访谈现场录音并记录,访谈结束后由笔者整理成文字。国外专家5位,采用给定主题的电子邮件访谈。主题包括:①学术交流对于科技创新(如药理学理论与技术创新、新药研发等)和人才培养的作用;②整合与利用国际专家和专业资源、促进我国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以及提升我国科技社团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等方面的建议。

Enna S J:生物医学的早期研究主要基于利用来源于动植物的天然产物对疾病的治疗,它们的发现多凭经验,因此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以及文化背景^[1,2,3]。1869年,门捷列夫发表了元素周期表,化学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代。化学纯化技术的提高,使动植物提取物中单组分分离与纯化成为可能,也使药理学家可以鉴定有用成分、毒性成分及无效成分,解析出很多有效成分的结构,例如吗啡、麻黄碱、水杨酸等;实现了同系物合成,例如乙酰水杨酸^[4]等。合成的化合物在药动学、药效学、安全性等方面与母体有所区别。随着化学学科的发展,药物研发不再简单基于经验与来源,而更多成为基于假说和实验证据的现代科学。药物研发的国际化发展,使得药物生产和使用在世界各国趋于一致^[5]。

Ingolf Cascorbi:当今社会,知识的传播大多通过团体交流而非个人行为。实验室工作已经从个人或小团队变成了大型研究团队的合作,包括核心设备和数据库等的共享。尤其在精准医学框架下的数据快速扩增,常常需要举国之力,甚至多个国家共同努力。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授予美国的James Allison和日本的本庶佑,以表彰他们发现了负向免疫调控对于肿瘤治疗的作用^[6]。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科研成果如何通过学术交流得到全世界的迅速关注,并得以应用,造福肿瘤患者。这个成功的药物研发故事也显示出科学知识得以指数形式传播的新形势。

James Barrett:尽管人类在对抗疾病的历史上取得很多辉煌的成果,但仍面对很多疾病束手无策。以神经系统为例,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神经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以及一些神经发育疾病如孤独症等,仍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一些经济与社会因素、药物滥用现象等也影响着药物开发的进程。一方面,复杂的疾病给我们提出科学角度的挑战;另一方面,制药企业出现针对这类疾病的药物研发投入大幅减少或完全停止的困境^[7,8]。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平台,以可持续的机制,来促进科技交流和动态的国际交往与合作,促进药理学取得更大发展,以适应大量的未能满足的医疗需求。

Valerie Schini-Kerth:人际交往或电子形式的交流中使用的现代信息传递手段,为加速新药发现的过程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对专业知识的深入学习也具有关键作用。国际合作的作用是具有共性的,包括学术界和非学术例如工业领域的合作,也包括了新药研发过程的不同阶段,从早期筛选发现到上市。决定产出质量的关键,是机制研究成果的共享与专利所有人在交流中达成的平衡,这样才能从知识传播的成果中获益。

Ingolf Cascorbi:科研团队是当今科学创新的驱动力。这种团体通常首先在国家级的大型研究所或科研单位中诞生。科学创新新思路和新技术也经常由海外学成归来的科研人员带回来,常常由此引出独树一帜的研究方向。因此,国际学术交流对于知识和科学工作者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James Barrett:对疾病的治疗首先需要深入了解发病机制,寻找针对靶点的安全有效的治疗。药理学便处于很多需要解决问题的方法交叉点。这包括在药物研发过程中探究病理学的机制,设计药理学研究模型及临床试验方法,来确定药物作用机制及疾病转归通路,进而开发动物模型和有效的临床试验设计。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扩展新思路,发明创新性技术。对于药物研发而言,国际学术交流成为整合已有资源,采取通用技术,克服存在的障碍,寻找新思路,进而发展有效和高效的药物研究方法的必经之路。

多个科学领域的新进展极大促进在药物研发中探究深层次机制的工具与技术的发展。包括“器官芯片”以及“器官类似物”,整合微流体设备可以在早期取代动物模型,在组织水平上快速预测药物的潜在毒性^[9,10,11,12]。重要的是,这些技术的优势还在于降低临床阶段资金风险。全能性干细胞诱导平台的使用,也在药物发现中提供新机会来了解疾病机制,寻找新的药理靶点^[13]。除了这些进展,整合技术方法与系统以及定量药理学方法也得以广泛应用。近年来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及深度学习应用于药物发现,也扩展了人们对生物学网络的了解,促进了药物研发新观点的诞生^[14,15]。新技术的引入提供了有力的整合与评价工具,来处理药物发现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并利用这些信息阐释复杂的过程及结论。上述进展只是一些实例,用以说明当今科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这部分代表了在药物研发中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创新方法,以期更有效和高效地发现新药,对抗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的疾病。

Enna S J:早期生物医药学家的工作基本在各自国家独立进行,但随着学科发展,科学交流在这类基于实验的科学发现的中变得越来越重要。20世纪早期,青年科学家赴国外培训开始兴起,使得科研思路培养、实验室新技术探索等都变得国际化。当时欧洲拥有最好的学术机构和工业实验室,因此各国青年纷纷前往欧洲学习化学、生物、物理、数学。加之这段时间频发的战争,导致了“学术移民”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更深的国际合作。科学界的相互交流对于生物医学与制药工业起着重要作用。通过不同国家研究人员之间思路、技术及资源的交流,生物医学等实验性学科才能得以跨越式发展。

许多在欧美的华裔科学家做出出色的成绩,例如高锟^[16]、崔琦^[17]、杨振宁^[18]、李政道^[19]等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的成就是一个国际学术交流促进人才成长的极佳例子。他在上海出生,在美国芝加哥的费米实验室完成研究生工作。他的导师费米^[20]则是一位意大利裔移民。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曾经是科技信息交流的障碍,但如今却反而成为科学天才展现的重要因素。这些事例说明科研产出的必须因素:可开放获取的教育资料,与国际同行密切交流的机会,科研合作,科技信息的顺畅交流,充足的科研资金资助和研究资源。

林志彬:中国药理学会与多个国家级药理学会建立了双边学术交流。2011年中英双边药理学术会议在英国伦敦举行,中国代表受到了英方的热情接待,并达成协议,对《英国药理学杂志》和《英国临床药理学杂志》的部分内容和摘要进行中文翻译。这些对于促进中国学者的海外交流和国外期刊投稿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另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在IUPHAR支持下,在中国举办基础/临床药理学培训班。这种培训与实践工作关系非常密切,经过培训的学员,可将所学的内容直接应用到工作中。国际上通用的做法是将此类培训更多放在发展水平一般的地区,为普通高校提供更多学习的机会,这对于普通高校的人才培养很重要。

Valerie Schini-Kerth:跨学科的技术交流和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对于药物理论和技术创新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基础与应用科学的参与对于项目的成功实施都非常重要。因此,在开展新项目前,需要首先确定合作各方共享开放信息的意愿,以保证科研实践中的成果能够成功转化,也就是从科研到临床应用。

持续性的职业教育项目,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国际性,都是保证国际交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对于任何领域的研发或培训项目皆如此。因此,应当通过强调国际交流可以创造的后续价值,大力推广国际硕士项目,包括在线和电子学习。例如已有的欧盟药学培训项目,以及最近在法国、德国、卢森堡获得通过的国际生物医药硕士项目。

金有豫: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药理学会对于国际学术交流做了大量切实的工作,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形式是国际性学术会议。参与国际会议,包括主办和参加,是粗放性的活动。学术会议上凝聚研究中的精华,使参会者了解到学科进展的最新动态,了解国外发展的情况。学会发挥了组织优势,积极组织参加或主办国际学术会议,或邀请国外专家来国内交流,给国内药理学工作者提供更多“看世界”的机会。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形式是人才交流,可以称为国际交流中“细”的一面。国外有了新技术、新方法,只通过论文或会议报告去学习理论是不够的,还需要派年轻人去国外学习,有切实的实践过程。这种学习应具有明确目标。粗细结合,才能给不同层次的人才提供更多机会,更好地发挥国际交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药理学会与IUPHAR有很多深入合作,对于学术交流做了很多切实的工作,这对于我国青年药理学工作者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

中国药理学会自1985年成立以来,即成为IUPHAR的正式成员。30多年来,中国药理学会几代理事会牢记使命,薪火相传,一方面秉承加强学术交流、推动学科发展、提高学术水平、加快人才培养的基本宗旨和老一辈药理学家追求卓越、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学会建设、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科发展、承接政府事务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国际化发展,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先后有十余位中国药理学家在IUPHAR和亚太药理学家联盟(Asia Pacific Federation of Pharmacologists,APFP)担任执委或分会主席、执委等职务,与法国、日本、俄罗斯、英国、美国等国家建立了定期双边会议制度,为我国药理学者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近年来,中国药理学会与IUPHAR加强了交流与合作,成功组织了一系列国际学术和工作交流活动。包括2015年IUPHAR新一届执委会首次工作会议在中国西安召开;2015年7月在新加坡举办了“第三届世界天然药物与传统药物药理学大会”;2016年IUPHAR首次提供资金赞助在中国举办两期“整合与器官系统药理学培训班”,同年接受中国药理学会办公室工作人员赴总部秘书处进行为期6个月的工作交流与培训、也是IUPHAR历史上首次接受会员组织人员赴秘书处工作交流。以上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受到IUPHAR的高度评价,赢得了尊重和信任,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加强,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发展局面。通过积极争取IUPHAR在资金、人力等方面的支持,使我国药理学研究人员得以在“家门口”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科研理念、法规、规范化操作方法及教学方法,受到国内广大药理学专业人员的欢迎。

在本次访谈中,多位IUPHAR领导对中国药理学会在IUPHAR中的重要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Enna S J:中国药理学会通过举办国际会议、支持教育及培训项目等方式,对于亚洲以及世界的药理学学科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药理学会及其他IUPHAR成员学会的积极参与,对于IUPHAR在生物医学领域发展国际交流合作、造福全球人类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Ingolf Cascorbi:IUPHAR旨在为基础和临床药理学的新思路、新发现以及新概念的讨论和交流提供平台。双边或多边联合学术会议或论坛可以更好促进本土科研进展与成果的强化,以及在国际水平推进科学和教育倡议。在这些方面,中国药理学会是一个非常活跃和重要的成员。

Michael Spedding:中国药理学会与IUPHAR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中国药理学会资助和鼓励年轻人参加IUPHAR主办的高水平学术会议;鼓励研究人员参与国际交流,与欧美生物技术研究人员创立合作项目,建立共赢合作;与IUPHAR和国际免疫学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Immunological Societies,IUIS)配合,搭建了免疫药理学的桥梁。中国在助力非洲科技发展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有非洲籍留学生逾5万人在中国学习,其中很多人的专业是医学,尤其是传统医药。中国药理学走向世界,促进国际化发展,应该重点发展优势项目,如传统中药的机制研究。中药在免疫治疗、热带病(如疟疾)治疗、孤儿药开发等方面都拥有巨大的潜力。

刘干中:要使国际学术交流真正起到提升学会国际影响力的作用,首先需要学会对国际交流和国际影响力的充分重视。中国药理学会成立以来,周金黄教授等学会创始人非常重视国际交流。早期积极与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建立了联系。澳大利亚Michael Rand 教授曾特邀中国代表团约30人赴澳大利亚访问,在学会早期国际交流方面是一个重要事件。中国药理学会自成立伊始便加入了IUPHAR,并积极参与活动。2002年起林志彬教授当选为IUPHAR执行委员会委员,2006年成功举办第十五届世界药理学大会等^[21]。学会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强,与历届学会领导对学会国际化发展的重视是分不开的。

林志彬:教育与培训是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环节之一。在教育层面,应当倡导和训练学生和博士后在研究项目中交叉运用多学科方法。近年来,通过中国药理学会的积极交流,争取到多次IUPHAR经费与人员支持,到中国举办基础或临床药理学高级培训班,得到非常好的反馈。中国药理学会也积极支持和参与IUPHAR 国际在线教育项目“Pharmacology Education Project^[22]”建设,助力推进世界范围的药理学教育。今后,我们也可以考虑在国家的支持下,为其他一些欠发达国家,例如东南亚周边国家,进行一些专业性培训,也能有效提升中国药理学会的国际影响力。

金有豫: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是一个缓慢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不能急功近利。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应该把握住我国的优势,有针对性地推进。在药理学领域,中医药是我国的传统文化精华,因此以中药药理为突破口,扩大国际交流,能够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2006年世界药理学大会在北京举行时,我国的报告数量并不占优。2018年世界药理学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中国报告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显著提高,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的科研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增强。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国家的整体实力增强了。近年来,中国药理学会的活动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很多支持。对于国际交流,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应该有长远的计划和目标,需要有投入地对学会进行培育,提高学会实力。学会实力增强,国际组织对我们的需求和依赖程度增加了,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自然就能够得以提升。

Valerie Schini-Kerth:初始的、非正式的交流网络的建立,目标在于其后建立正式的、可信赖的及具有共识的国际科学网络、工作团队、专业性社团以及质量保证机构,在单独学科或跨学科范围内增进本国或国际间的交流。一旦在某地通过,当地国家组织应当考虑更紧密的合作,例如职业教育机构之间合作,建立国际性实体。因此,在药物研发的早期阶段,以及博士后工作训练阶段,成果和信息应及时、完全公开,接受国际同行评议,从而确保在共同的国际认证标准下开展工作。这种循序渐进的方法对于加强交流的最大优势,就是使大众认识到建立药物研究的国际网络的重要性。

James Barrett:此前提到的几个例子,只是用于说明当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这些例子既代表了面临药物研发中的挑战所采用的新的和革命性的方法,也提供了创新方法,使人类得以更高效地寻找新药,对抗目前无有效治疗方法的疾病。需要强调的是,新药发现的努力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实验室进行的。在此领域中所取得的成果及其过程,应该得以及时、广泛传播,而不应相对封闭分割。很多事例证明,复杂问题可以通过国际或学科间的合作得以解决。具体的方法包括组织专题性国际会议,使研究者个人及学生接触科学进展和新技术,并进一步发展,将学术进展整合于工业领域。与之相适应的是对于教育方向的倡导,学生应该在药物研发的教育培训中接触新技术^[23],尽可能用先进的、多学科的方法使研究生和博士后在科学项目中得到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