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  
美国《化学文摘》《国际药学文摘》
《乌利希期刊指南》
WHO《西太平洋地区医学索引》来源期刊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数据库(JST)
第七届湖北十大名刊提名奖  
HERALD OF MEDICINE, 2018, 37(2): 146-151
doi: 10.3870/j.issn.1004-0781.2018.02.002
胎盘内分泌与妊娠期常用药物安全性研究*
Study on the Endocrine of Placenta and the Safety of Drugs Commonly Used During Pregnancy
陈诚1,, 黄银1, 杨娇1, 杨勇2,

摘要:

该文从妊娠期胎盘内分泌的特点、作用出发,概述胎盘内分泌的变化与某些疾病状态的关系,以及胎盘内分泌与妊娠期常用药物合理使用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胎盘激素在妊娠期间发挥着重要作用。胎盘内分泌异常可引起某些疾病的发生而需要用药;同时,妊娠期某些药物的使用也会影响胎盘内分泌,造成不良妊娠结果。 妊娠期间的用药安全需要考虑药物与胎盘内分泌的相互影响。

关键词: 妊娠期 ; 胎盘内分泌 ; 胎盘激素 ; 用药安全

Abstract:

Through exploring the role of placental endocrin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ntal endocrine changes and certain disease states,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cental endocrine and rational use of drugs commonly used in pregnancy were summarized.Placental hormon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pregnancy.Placental endocrine abnormality can cause some diseases that may need drug treatment.Besides,some drugs also can affect the placenta endocrine,resulting in adverse pregnancy outcomes.Drug safety during pregnancy requires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cine and placenta endocrine.

Key words: Pregnancy ; Placental endocrine ; Placental hormones ; Drug safety

[编者按] “妇女能够安全地妊娠并生育健康的婴儿”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生殖健康概念中重要内容。优孕、优生、优育不仅是家庭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人口素质的提高。妊娠期安全用药对于优生、优育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全面两孩”政策的开放,预计将迎来至少4~5年的生育高峰期,这也意味着有更多的育龄妇女将进入妊娠期。由于疾病或非计划妊娠等情况的存在,妊娠期用药往往不可避免。妊娠期没有绝对安全的药物,20世纪50年代震惊世界的“反应停”事件更是将孕期安全用药推向风口浪尖。如何保证妊娠过程中用药安全,避免药物对胎儿的不良影响,已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胎盘内分泌与妊娠期常用药物安全性研究》一文以独特的视角,从妊娠期特有组织胎盘的内分泌功能出发,探讨妊娠期常用药物的安全性,构思新颖,基础紧密结合临床,对于妊娠期安全用药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人类的胚胎发育依赖于胎盘。胎盘是妊娠期由胎儿与母体组织共同组成的特殊器官,虽缺乏神经纤维的支配,但拥有非常丰富的血液供应和复杂的内分泌功能。胎盘不仅能为胎儿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还参与调节母体免疫、代谢及内分泌的适应性变化,保证妊娠期间母体健康和胎儿的正常生长发育[1]。其中胎盘内分泌在维持妊娠、分娩启动和胎儿生长发育中起重要作用。

近年来,妊娠期用药越来越普遍。据统计,超过70%女性在妊娠期服用药物,平均每人接受2.9种处方药物[2]。然而,目前人类对妊娠期药物使用对胎儿及妊娠的影响知之甚少。胎盘作为妊娠期胎儿与母体之间气体、物质交换的重要场所,对妊娠期药物的使用也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胎盘分泌的某些激素可能会影响妊娠期药物的使用。另外,妊娠期某些药物的使用也会影响胎盘内分泌功能,造成不良结果。笔者旨在通过探讨胎盘内分泌的特点及作用,阐明胎盘内分泌与妊娠期常用药物安全性的相互关系。

1 胎盘屏障及其对药物的转运和代谢

母体血与胎儿血在胎盘组织内进行气体、物质交换所通过的结构,称为胎盘屏障。胎盘屏障由以下几层组成:①与母体血直接接触的覆有绒毛膜的合体滋养层;②细胞滋养层;③细胞滋养层内侧的基底膜;④基底膜内侧的绒毛小叶结缔组织;⑤胎儿的血管内皮细胞。胎盘屏障使母体血液循环与胎儿血液循环间隔开来,互不相混,其屏障结构起着保护胎儿的作用。胎盘屏障功能在受精后约12周才能完全建立。

除了少数分子量较大的药物如肝素、胰岛素以外,多数药物都能透过胎盘屏障到达胎儿体内。胎盘屏障具备生物膜的一般特征,药物可通过单纯扩散、易化扩散、主动转运和特殊转运4种方式通过胎盘进入胎儿。药物的转运与胎盘的血流及有效膜面积有关,分子量小、解离度低、脂溶性大、血浆蛋白结合率低的药物易通过胎盘。胎盘存在细胞色素P450(cytochrome P450,CYP)酶系统,以及氧化、还原、水解及结合等代谢形式的催化系统[3]。有些药物经其代谢后活性降低并限制通过胎盘屏障,如胎盘合成分泌的11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11β-hydroxy steroid dehydrogenase,11β-HSD2)对糖皮质激素的代谢作用;有些药物则活性增加,甚至引起胎儿损害。这其中胎盘的内分泌也起着重要作用。

2 胎盘的内分泌

胎盘的内分泌在妊娠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胎盘分泌的激素在维持妊娠、调节妊娠期母体适应性变化、保证胎儿的正常生长发育及分娩启动中都是必不可少的。胎盘分泌的激素类型非常广泛,包括体内其他所有内分泌器官分泌的大多数激素,如性腺分泌的类固醇激素,下丘脑、垂体分泌的肽类激素等。胎盘还能分泌一些只在局部发挥作用的前列腺素、一氧化氮、细胞因子、生长因子等以及一些神经递质。此外,胎盘还可以分泌一些妊娠期特有的激素,如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uman chorionic gonadotropin,HCG)[4]。胎盘内分泌具有以下几个特性:①胎盘合成的激素既可分泌入母体血液循环,也可分泌入胎儿血液循环,以内分泌的方式调节妊娠期母体激素的分泌、母体物质代谢和胎儿的生长发育。②胎盘激素还可通过自分泌和旁分泌途径发挥作用。即胎盘分泌的激素、细胞因子、生长因子等通过组织间液作用于相邻的细胞或自身细胞,在胎盘及子宫内其他组织形成复杂的旁分泌和自分泌的局域网,相互影响,相互作用。③胎盘激素可作用于多个靶器官,产生多样化作用。如胎盘合成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ortic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CRH)不仅促进胎儿和胎盘局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的释放,还可刺激胎盘局部前列腺素(prostaglandin,PG)的分泌,扩张胎盘血管,促进子宫内膜蜕膜化及加强子宫肌的收缩[5]

3 胎盘内分泌的作用及其与妊娠期常见疾病状态的关系

胎盘分泌的激素及酶十分广泛,作用复杂。总体来讲,胎盘内分泌主要在维持妊娠、协调母体妊娠适应性、防止免疫排异、确保胎儿正常发育、启动分娩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3.1 HCG

HCG是胎盘分泌进入母体的第一个激素,在胚泡植入后2 d(约为受精后1周)即可在母体血浆中检测到,并且持续升高,在妊娠10~12周达到峰值,随后逐渐降低。HCG可刺激卵巢黄体向妊娠黄体的转换,在妊娠前6周,HCG可维持黄体的功能,刺激其分泌孕激素从而维持妊娠。另外HCG在维持子宫肌层的静息状态及抑制母体免疫排异反应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妊娠早期恶心呕吐(nausea and vomiting of pregnancy,NVP)是影响女性平稳妊娠及生活、工作的重要原因。据国外文献报道,70%~80%孕妇在妊娠期间出现恶心,50%出现呕吐,0.1%~2%为妊娠剧吐[6]。NVP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免疫功能的改变、母体遗传、既往妊娠及内分泌变化等。目前普遍认为,NVP主要与妊娠早期母体血浆中HCG水平升高相关,HCG达高峰时,恶心呕吐症状往往最重,在HCG较高的情况下,如多胎妊娠、葡萄胎等,恶心呕吐的症状常常更重。妊娠期恶心呕吐特别是妊娠剧吐可增加出生低体质量儿、早产儿及小于胎龄儿的风险,影响新生儿Apgar评分。

3.2 PG

妊娠期间,母体的内分泌、心血管系统发生一系列变化以适应妊娠的需要。胎盘分泌的PG在调节妊娠期母体适应性变化中起重要作用[7]。在妊娠早期,PG可促进胚泡植入;临近分娩时,PG可促进宫颈成熟、诱发破膜及促使子宫收缩,启动分娩。PG还可通过调节胎儿一系列重要器官的功能,使其适应宫内生长环境。动脉导管是胎儿肺动脉与主动脉间正常交通,是胎儿循环的重要途径。出生前,低动脉氧分压、前列腺素、一氧化氮是维持动脉导管开放的主要因素,其中前列腺素E2(PGE2)起最关键的作用,出生后动脉导管闭合也与PGE2浓度降低直接相关[8]。动脉导管在胎儿出生后10~15 h发生功能性闭合,3个月内80%解剖闭合;若出生后持续开放则为动脉导管未闭(patent ductus arteriosus,PDA),在先天性心脏病中居于第3位,超低体质量儿中发生风险高达60%[9]

3.3 糖皮质激素(glucocorticoid,GC)

GC与胎儿的生长发育密切相关。一方面,它通过刺激细胞分化使胎儿肺、肠道、脑等器官成熟;另一方面,过多GC抑制细胞增殖而阻碍胎儿的生长发育。胎盘分泌的GC代谢酶11β-HSD2通过控制母体GC进入胎儿的量,调节胎儿的生长发育。胎儿过早、过多地接触GC将会导致宫内发育迟缓。临床观察发现,宫内发育迟缓胎儿血液的GC浓度高于正常,孕妇接受GC的治疗,胎儿也会发生宫内发育迟缓。先天性缺乏11β-HSD2基因的孕妇,胎儿出生体质量一般较低。

3.4 血管舒缩因子

正常情况下,胎盘血管处于极度扩张状态,以利于胎儿获得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因此扩血管激素在胎盘中占主导作用。胎盘分泌的扩血管激素主要为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和前列环素(PGI2),两者共同维持胎盘血管的极度扩张。正常情况下,NO、PGI2和缩血管激素之间存在一种动态平衡,但平衡方向偏向胎盘血管舒张。很多因素均可打破此平衡状态。如缺氧会使舒血管因子分泌减少,缩血管因子分泌增加。先兆子时,缩血管因子血栓素A2(thromboxane A2,TXA2)分泌增加,而舒血管因子分泌减少,导致病情不断恶化。由于小剂量的阿司匹林可抑制TXA2的合成,不影响PGI2的合成,理论上阿司匹林可以纠正先兆子出现的缩血管因子和舒血管因子失衡现象,有利于改善先兆子症状。另外,一氧化氮供体可能有助于改善NO产生过少而发生的异常妊娠。

4 胎盘内分泌与妊娠期常用药物的安全性

胎盘的内分泌功能异常可能导致某些疾病或症状的发生,需要药物治疗。药物治疗的目的不仅是缓解母体症状、维持妊娠状态及防止并发症,还应考虑药物对胎儿的影响。此外,胎盘的内分泌功能对某些药物的胎盘转运具有一定的影响,可调控药物进入胎儿体内的量,对妊娠期间的安全用药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妊娠期间常需要药物治疗,尤其是患有慢性疾病的妇女,如哮喘、风湿性疾病等,药物的维持治疗是必须的,因疾病状态对孕妇和胎儿的影响往往比药物的影响更大。这些经常在妊娠期使用的药物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可能会影响胎盘的内分泌功能,从而干扰正常的妊娠或分娩过程。因此,在选用药物时,应充分权衡药物的影响和治疗益处,选择最合适的药物,同时在使用期间进行必要的监测。本文主要对三类妊娠期常用药物(抗甲状腺药物、GC和非甾体抗炎药)的安全性进行阐述,对妊娠期合理用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4.1 HCG与妊娠期抗甲状腺药物的使用

妊娠期甲状腺功能亢进综合征(syndrome of gestational hyperthyroidism,SGH)是妊娠期特有疾病,临床特点是妊娠8~10周发病,出现高代谢症状,血清游离甲状腺素(free thyroxine,FT4) 和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ree triiodothyronine,FT3)升高,血清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 降低或不能测到,甲状腺自身抗体阴性[10]。现已发现SGH与妊娠期HCG水平升高有关。HCG和TSH均为糖蛋白激素,由完全相同的α亚基和特异性的β亚基结合形成,具有相似的三维结构,且TSH受体和HCG受体具有显著的同源性,这些结构特点使HCG具有与TSH受体结合并刺激甲状腺激素分泌的作用。故HCG水平的明显增高可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增加以及垂体-甲状腺轴的抑制,TSH降低。

妊娠期SGH是暂时性的甲状腺功能异常,一般于妊娠14~18周后自行消退。美国甲状腺学会(ATA)《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2017年版[12]和中国《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2012年版[10]均推荐SGH以支持治疗为主,不推荐使用抗甲状腺药物(antithyroid drugs,ATD)治疗。常用的ATD甲巯咪唑(methimazole) 和丙硫氧嘧啶(propylthiouracil) 都可导致严重不良后果。妊娠早期使用甲巯咪唑可致胎儿发育畸形,表现为皮肤发育不全及“甲巯咪唑相关的胚胎病”,包括鼻后孔和食管的闭锁,颜面畸形[13]。丙硫氧嘧啶可引起母体肝脏损伤,甚至引起急性肝衰竭[14]。但也有研究者认为,若不予以ATD治疗,使母体和胎儿长期暴露于过高的甲状腺激素水平中,可能增加流产、死胎、早产、胎儿宫内发育迟缓、低出生体质量、妊娠期高血压、心力衰竭及甲状腺功能亢进危象等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对于SGH症状严重者,当对症治疗短期内不能缓解症状,或妊娠20周后症状仍持续者,是否给予ATD治疗目前仍存在一定异议。若确需使用抗甲状腺药物,妊娠早期推荐使用丙硫氧嘧啶,避免使用甲巯咪唑。

4.2 胎盘11β-HSD与妊娠期GC的使用

11β-HSD为体内调节GC代谢的主要酶。人体内至少存在两种11β-HSD,11β-HSD1是一种还原酶,可将无活性的代谢产物17-羟-11-脱氢皮质酮(可的松)转化为有活性的皮质醇,具有GC 再生和增效的作用;11β-HSD2为专一的氧化酶,可将皮质醇氧化为无活性的可的松,从而削弱皮质醇的作用[15]。胎盘具有合成分泌11β-HSD2的能力,主要分布于胎盘绒毛膜小叶的合体滋养层细胞,形成GC的胎盘屏障,参与调控GC从母体到胎儿的转运,以保证胎儿正常生长发育[16]。妊娠期间,胎儿基本不需要母体来源的GC,但妊娠期间母体GC的浓度比胎儿浓度高5~10倍,机体依靠胎盘分泌的11β-HSD2氧化GC使其失活,减少母体来源的GC对胎儿的不良影响。妊娠期营养不良可降低胎盘11β-HSD2酶的活性,使胎儿体内GC增加。

孕妇哮喘,尤其是控制不良的哮喘会显著增加胎儿及孕产妇不良结局的风险,引起胎儿宫内生长迟缓、低出生体质量、早产、先兆子、妊娠期高血压及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生[17]。另外,孕妇哮喘可能会增加特定系统先天性畸形的风险,尤其是哮喘控制不良时,先天性畸形的风险进一步增加。适当的药物治疗对妊娠期哮喘患者是非常必要的。吸入性糖皮质激素(inhaled corticosteroids,ICS)是控制哮喘气道炎症最有效的药物,可改善肺功能、降低气道高反应性,减少妊娠期哮喘急性发作,防止哮喘恶化。现在全球上市的ICS有二丙酸倍氯米松、曲安奈德、氟尼缩松、丙酸氟替卡松、布地奈德、莫米松、环索奈德7种,其中布地奈德属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妊娠期用药分级的B级,其余均为C级。ICS全身吸收量较小,几乎不会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研究发现,ICS并不增加胎儿先天性畸形、宫内发育迟缓及其他不良围产期结局的风险。严重的控制不良的哮喘,全身用GC是必要的治疗措施。由于胎盘11β-HSD2的存在,使得结构中不含氟的GC,如泼尼松、泼尼松龙在胎盘被代谢而失活,仅有极低浓度穿过胎盘,从而保护胎儿免受外源性高浓度GC的影响,故应作为妊娠期严重哮喘的首选。而结构中含氟的GC,如地塞米松和倍他米松很少被胎盘11β-HSD2代谢,能以较高浓度进入胎儿,抑制胎儿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ypothalamus pituitary adrenal axis,HPA),影响胎儿的生长,故不宜用于妊娠期严重哮喘的治疗。

早产儿占所有出生婴儿5%~13%,并且逐年上升。早产儿(胎龄<37周),尤其是胎龄<32周者,具有较高的呼吸窘迫综合征(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RDS)的风险[19]。RDS是新生儿严重的并发症,为引起新生儿早期死亡、残疾以及长期神经精神系统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RDS是由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缺乏和肺发育不成熟发展而来,分娩时胎龄越小,器官系统越不成熟,越易发生RDS。GC可刺激Ⅱ型肺泡上皮细胞合成分泌表面活性物质,促进胎肺成熟[20]。因此,临床上已将GC用于早产的治疗。产前给予有早产风险孕妇单疗程GC治疗可降低早产儿RDS的发生和严重程度,减少新生儿死亡、脑室出血、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感染、呼吸支持以及入住重症监护室(ICU)的发生。目前临床实践中推荐的GC方案为地塞米松或倍他米松,两者化学结构含有氟基,属于长效GC,维持时间为36~72 h。且氟化后削弱了胎盘11β-HSD2的氧化作用,故地塞米松、倍他米松能以活性形式的有效剂量通过胎盘到达胎儿体内。

由此可知,由于胎盘分泌的11β-HSD2对不同GC的代谢作用不同,妊娠期间需要治疗孕妇疾病如哮喘时可使用经11β-HSD2代谢的泼尼松、泼尼松龙等;有早产风险需要产前GC促进胎肺成熟时可选用极少经11β-HSD2代谢的地塞米松、倍他米松。但应当明确,GC的胎盘屏障功能是有限的,尤其是妊娠早期胎盘内分泌功能不完善,胎盘酶活性较低。因此,妊娠期全身用GC仍可能增加胎儿宫内生长迟缓、先天性畸形及不良妊娠结局等的风险。已有报道,妊娠早期GC的使用与唇腭裂的风险增加有关[18]。尽管如此,由于严重哮喘与母亲及胎儿病死率增加相关,风险/受益考虑妊娠期严重哮喘的长期治疗中指出口服GC是获益的。如果可能,应在受孕期间及妊娠早期避免全身用GC。

4.3 胎盘分泌PG与妊娠期非甾体抗炎药物(non 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NSAIDs)的使用

PG是广泛存在于人体内的一组重要的激素样物质,由花生四烯酸经一系列酶催化生成,并与受体结合发挥生物学功能。胎盘分泌的PG在妊娠和分娩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胎盘PG的合成分泌主要受到前列腺素合成酶和前列腺素代谢酶的影响。前列腺素合成酶又称为环氧化酶(cyclooxygenase,COX),它是PG合成的关键限速酶。COX有COX-1和COX-2两种亚型。其中参与分娩发动主要是 COX-2,主要通过诱导PGE2的合成[21]。PGE2也是维持胎儿动脉导管开放的关键因素,出生后PDA也与PGE 2浓度降低直接相关。在动脉导管的开放闭合中,COX-1和COX-2都具有功能作用,但以COX-2的作用为主。COX-2表达下降是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发生率明显增高的重要原因。

鉴于PG在妊娠及分娩中的重要作用,任何影响PG合成的药物均可影响胎盘的内分泌功能,从而影响妊娠及分娩过程。NSAIDs为COX抑制药,其主要通过抑制COX,进而抑制花生四烯酸生成PG。由于胎盘PG可协助子宫平滑肌收缩,对缩宫素有协同作用,故NSAIDs的使用可抑制子宫收缩并延长产程[22]。另外,NSAIDs也可能导致胎儿动脉导管过早闭合,引起新生儿持续性肺动脉高压(persistent pulmonary hypertension,PPHN)。

在动物实验中,大剂量的NSAIDs具有致畸性。人类研究中并未发现妊娠早期使用NSAIDs明显增加后代先天性异常的风险。研究发现,尽管NSAIDs在妊娠早期及妊娠中期耐受良好,但在受孕期间应避免使用,以免影响胚泡的植入。并且在妊娠30周后使用NSAIDs时,可能会因动脉导管提前关闭引起PPHN,以及羊水过少[23]。故妊娠30周后以及分娩过程中,应停止使用NSAIDs。关于在妊娠期间使用COX-2抑制药的数据有限,已有研究发现COX-2抑制药可干扰胚泡植入。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宫内接触COX-2抑制药可能会增加先天性异常的风险。因此,妊娠期间应避免使用COX-2抑制药。妊娠期间确需使用NSAIDs时,尤其是在妊娠30周后,推荐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其对COX-1和COX-2抑制作用较弱,但使用时间不宜超过72 h。

5 结束语

胎盘作为妊娠期间的特殊器官,不仅是胎儿与母体进行气体、物质交换的场所,而且有着重要的内分泌功能。胎盘能够分泌多种激素,在维持妊娠、调节母体妊娠期适应性、防止免疫排异、启动分娩及保证胎儿正常生长发育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妊娠期间的用药安全不仅应考虑药物对母体及胎儿的影响,还应考虑药物对胎盘功能的影响,尤其是对胎盘内分泌的影响。妊娠期间,胎盘激素的分泌呈动态变化,因此,妊娠期药物的使用应根据胎盘内分泌的变化选择合适的治疗时间。胎盘屏障的完全建立需要12周,妊娠早期,胎盘分泌的酶活性较低,代谢药物的能力较弱。故在妊娠早期,应谨慎使用某些药物,防止其大量进入胎儿体内,引起胎儿损害。另外,胎盘激素的异常分泌也可能导致母体疾病的发生而需要药物治疗。这时药物的选用不仅要考虑到缓解母体疾病症状、减轻并发症,还应充分权衡药物对胎儿潜在的影响。总之,妊娠期间的用药安全需要考虑药物与胎盘内分泌的相互影响。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BAUER M K,HARDING J E,BASSETT N S,et al.Fetal growth and placental function[J].Mol Cell Endocrinol,1998,140(1/2):115-120.
Fetal growth is largely determined by the availability of nutrients to the fetus. The fetus is at the end of a supply line that ensures delivery of nutrients from the maternal/uterine circulation to the fetus via the placenta. However, this supply line can not be regarded as a linear relationship. Maternal undernutrition will not only reduce global nutrient availability but will also influence the maternal and fetal somatotrophic axis. Both endocrine systems react in a very similar way to limited substrate supply. The hormones of the fetal somatotrophic axis, and in particular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IGF)-1, are important regulators of fetal growth. Placental function is pivotal to materno-fetal nutrient and metabolite transfer. Placental function in turn,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maternal and fetal growth hormone (GH)-IGF-1 system. The placenta itself is also an active endocrine organ and it produces a large number of hormones including GH and IGF-1 as well their corresponding receptors. Thus the placenta can no longer be considered merely a passive conduit for fetal nutrition. Rather, it is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nutritional and endocrine signals from the maternal and fetal somatotrophic axes.
DOI:10.1016/S0303-7207(98)00039-2      PMID:9722178      URL    
[本文引用:1]
[2] RILEY E H,FUENTES-AFFLICK E,JACKSON R A,et al.Correlates of prescription drug use during pregnancy[J].J Womens Health,2005,14(5):401-409.
Purpose: To evaluate the extent of prescription drug use and the use of category D or X drugs during pregnancy and examine the maternal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use. Methods: Medical record and survey data from an observational cohort of pregnant women from 2001 to 2003 ( n = 1626) were analyzed to examine the use of prescription drugs and the use of category D or X drugs. Results: A majority of these pregnant women were prescribed a prescription drug (56%), and 4% of women were prescribed a category D or X drug. The most common classes of medications prescribed were antibiotics (62%), analgesics (18%), asthma medications (18%), and antiemetics (17%). After adjustment for sociodemographic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frican American women were more likely to use a prescription drug than white women. Lower levels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were also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use of prescription drugs compared with women who had graduated from college. Women with a chronic health condition, gestational diabetes, a prenatal hospitalization, a history of infertility, or symptoms of acid reflux were also more likely to use a prescription drug than women without these conditions. Nulliparous women and women who were married or living with a partner were less likely to use category D or X drugs during pregnancy than women without these characteristics. Women with a history of infertility and those with a chronic health condition were more likely to use a category D or X drugs during pregnancy than those without these conditions. Conclusions: The common use of prescription drugs during pregnancy supports the importance of expanding the evidence about the risks and benefits of prescription drug use during pregnancy and suggests the need for systems to safeguard prescribing practices for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DOI:10.1089/jwh.2005.14.401      PMID:15989412      URL    
[本文引用:1]
[3] ROTI E,GNUDI A,BRAVERMAN L E.The placental transport,synthesis and metabolism of hormones and drugs which affect thyroid function[J].Endocr Rev,1983,4(2):131-149.
DOI:10.1210/edrv-4-2-131      URL    
[本文引用:1]
[4] ILIODROMITI Z,ANTONAKOPOULOS N,SIFAKIS S,et al.Endocrine,paracrine,and autocrine placental mediators in labor[J].Hormones,2012,11(4):397-409.
Abstract Considering that preterm birth accounts for about 6-10% of all births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of more than 65% of all perinatal deaths, elucidation of the particularly complicated mechanisms of labor is essential for determination of appropriate and effective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s. Labor in humans results from a complex interplay of fetal and maternal factors, which act upon the uterus to trigger pathways leading gradually to a coordinated cervical ripening and myometrial contractility. Although the exact mechanism of labor still remains uncertain, several compone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nd described in detail. Based on the major role played by the human placenta in pregnancy and the cascade of labor processes activated via placental mediators exerting endocrine, paracrine, and autocrine actions, this review article has aimed at presenting the role of these mediators in term and preterm labor and the molecular pathways of their actions. Some of the aforementioned mediators are involved in myometrial activation and preparation and others in myometrial stimulation leading to delivery. In the early stages of pregnancy, myometrial molecules, like progesterone, nitric oxide, and relaxin, contribute to the retention of pregnancy. At late stages of gestation, fetal hypothalamus maturation signals act on the placenta causing the production of hormones, including CRH, in an endocrine manner; the signals then enhance paracrinically the production of more hormones, such as estrogens and neuropeptides, that contribute to cervical ripening and uterine contractility. These molecules act directly on the myometrium through specific receptors, while cytokines and multiple growth factors are also produced, additionally contributing to labor. In situations leading to preterm labor, as in maternal stress and fetal infection, cytokines trigger placental signaling sooner, thus leading to preterm birth.
DOI:10.14310/horm.2002.1371      PMID:23422762      URL    
[本文引用:1]
[5] KALANTARIDOU S N,ZOUMAKIS E,MAKRIGIANNA-KIS A,et al.Corti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stress and human reproduction:an update[J].J Reprod Immunol,2010,85(1):33-39.
Abstract The stress system has suppressive effects on female and male reproductive function. Corticotrophin-releasing hormone (CRH), the principal regulator of stress, has been identified in the female and male reproductive system. Reproductive CRH participates in various reproductive functions that have an inflammatory component, where it serves as an autocrine and paracrine modulator. These include ovarian and endometrial CRH, which may participate in the regulation of steroidogenesis and the inflammatory processes of the ovary (ovulation and luteolysis) and the endometrium (decidualization and blastocyst implantation) and placental CRH, which is secreted mostly during the latter half of pregnancy an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onset of labor.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re is a "CRH placental clock" which determines the length of gestation and the timing of parturition and delivery. The potential use of CRH-antagonists is presently under intense investigation. CRH-R1 antagonists have been used in animal studies to elucidate the role of CRH in blastocyst implantation and invasion, early fetal immunotolerance and premature labor. The present review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otential roles of CRH on the physiology and pathophysiology of reproduction and highlights its participation in crucial steps of pregnancy, such as implantation, fetal immune tolerance, parturition and fetal programming of 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HPA) axis. Copyright (c) 2010 Elsevier Ireland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DOI:10.1016/j.jri.2010.02.005      PMID:20412987      URL    
[本文引用:1]
[6] EINARSON T R,PIWKO C,KOREN G.Quantifying the global rates of nausea and vomiting of pregnancy:a meta analysis[J].J Popul Clin Pharmacol,2013,20(2):171-183.
Abstract BACKGROUND: Nausea and vomiting of pregnancy (NVP) is the most common medical condition in pregnancy, affecting women worldwide. It is unclear whether its prevalence and severity NVP are variable across different nations and races. PURPOSE: To summarize global rates of NVP as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 using meta-analysis. METHODS: We searched Medline, Embase and Cochrane databases for all peer-reviewed articles reporting rates of NVP and/or hyperemesis gravidarum (HG). No restrictions were imposed on publication year or language. Numbers of women, studies and NVP rates were extracted and aggregated using a random effects model. Outcomes included: overall rates (i.e., women suffering any nausea or vomiting or both) in early and in late pregnancy, rates of nausea only, symptom severity, and HG rates. RESULTS: We identified 116 studies, rejecting 37 and accepting 79, of which 59 provided data for NVP (N=93,753 in 13 countries) and 26 for HG (N= 6,155,578). All developed regions of the world were represented (2 studies from Africa, 1 India; none from Latin America). Reported NVP rates varied from 35%-91% (median 69%); the meta-analytic average rate was 69.4% (CI95%:66.5%-72.3%). Among pregnant women, 32.7% had nausea without vomiting and 23.5% overall had NVP continuing into the third trimester. NVP was rated as mild in 40%, moderate in 46% and severe in 14% of cases. The prevalence of HG was 1.1% (CI95%:0.8%-1.3%), with a range of 0.3%-3.6%. CONCLUSIONS: Almost 70% of women worldwide experience NVP, but reported rates vary widely. HG, the most severe form, affects 1.1%.
PMID:23863575      URL    
[本文引用:1]
[7] FOWDEN A L,SFERRUZZI-PERRI A N,COAN P M,et al.Placental efficiency and adaptation:endocrine regulation[J].J Physiol,2009,587(Pt 14):3459-3472.
Abstract Size at birth is critical in determining life expectancy and is dependent primarily on the placental supply of nutrients. However, the fetus is not just a passive recipient of nutrients from the placenta. It exerts a significant acquisitive drive for nutrients, which acts through morp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daptations in the placenta, particularly when the genetically determined drive for fetal growth is compromised by adverse intrauterine conditions. These adaptations alter the efficiency with which the placenta supports fetal growth, which results in optimal growth for prevailing conditions in utero . This review examines placental efficiency as a means of altering fetal growth, the morp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adaptations that influence placental efficiency and the endocrine regulation of these processes.
DOI:10.1113/jphysiol.2009.173013      PMID:19451204      URL    
[本文引用:1]
[8] YOKOYAMA U,MINAMISAWA S,QUAN H,et al.Chronic activation of the prostaglandin receptor EP4 promotes hyaluronan-mediated neointimal formation in the ductus arteriosus[J].J Clin Investig,2006,116(11):3026-3034.
PGE, a potent vasodilator, plays a primary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patency of the ductus arteriosus (DA). Genetic disruption of the PGE-specific receptor EP4, however, paradoxically results in fatal patent DA (PDA) in mice. Here we demonstrate that EP4-mediated signals promote DA closure by hyaluronic acid-mediated (HA-mediated) intimal cushion formation (ICF). Chronic EP4 stimulation by ONO-AE1-329, a selective EP4 agonist, significantly enhanced migration and HA production in rat DA smooth muscle cells. When HA production was inhibited, EP4-mediated migration was negated. Activation of EP4, adenylyl cyclase, and PKA all increased HA production and the level of HA synthase 2 (HAS2) transcripts. In immature rat DA explants, ICF was promoted by EP4/PKA stimuli. Furthermore, adenovirus-mediated Has2 gene transfer was sufficient to induce ICF in EP4-disrupted DA explants in which the intimal cushion had not formed. Accordingly, signals through EP4 have 2 essential roles in DA development, namely, vascular dilation and ICF. The latter would lead to luminal narrowing, helping adhesive occlusion and permanent closure of the vascular lumen. Our results imply that HA induction serves as an alternative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the treatment of PDA to the current one, i.e., inhibition of PGE signaling by cyclooxygenase inhibitors, which might delay PGE-mediated ICF in immature infants.
DOI:10.1172/JCI28639      PMID:1626128      URL    
[本文引用:1]
[9] HAMRICK S E,HANSMANN G.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of the preterm infant[J].Pediatrics,2010,125(5):1020-1030.
Abstract A persistently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 (PDA) in preterm infants can have significant clinical consequences,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recovery period from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With improvement of ventilation and oxygenation, the pulmonary vascular resistance decreases early and rapidly, especially in very immature infants with extremely low birth weight (<1000 g). Subsequently, the left-to-right shunt through the ductus arteriosus (DA) is augmented, thereby increasing pulmonary blood flow, which leads to pulmonary edema and overall worsening of cardiopulmonary status. Prolonged ventilation, with the potential risks of volutrauma, barotrauma, and hyperoxygenation,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severity of 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chronic lung disease. Substantial left-to-right shunting through the ductus may also increase the risk of intraventricular hemorrhage,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and death. Postnatal ductal closure is regulated by exposure to oxygen and vasodilators; the ensuing vascular responses, mediated by potassium channels, voltage-gated calcium channels, mitochondrial-derived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and endothelin 1, depend on gestational age. Platelets are recruited to the luminal aspect of the DA during closure and probably promote thrombotic sealing of the constricted DA. Currently, it is unclear whether and when a conservative, pharmacologic, or surgical approach for PDA closure may be advantageous. Furthermore, it is unknown if prophylactic and/or symptomatic PDA therapy will cause substantive improvements in outcome. In this article we review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DA closure, risk factors and comorbidities of significant DA shunting, and current clinical evidence and areas of uncertainty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DA of the preterm infant.
DOI:10.1542/peds.2009-3506      PMID:20421261      URL    
[本文引用:1]
[10]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妊娠和产后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J].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12,28(5):354-367.
妊娠期甲状腺疾病是近十年来内分泌学界和围产医学界研究的热点领域之一。其起因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荷兰学者Vulsma 等[1]首次发现甲状腺激素合成障碍和无甲状腺新生儿的脐带血中存在甲状腺激素,从而推翻了母体甲状腺激素不能通过胎盘的传统观点。西班牙学者Escobar GM系统地证实了母体甲状腺激素在胎儿脑发育第一期(妊娠1~20周)的重要作用,进而引发了多个学科对母体甲状腺激素与胎儿脑发育关系的强烈兴趣。特别是美国学者Haddow等[2]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关于母体亚临床甲状腺激素缺乏与后代神经智力发育的临床研究结果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使这个领域的研究迅速成为多个学科瞩目的热点。
DOI:10.3760/cma.j.issn.1000-6699.2012.05.002      Magsci     URL    
[本文引用:2]
[11] SHAH M S,DAVIES T F,STAGNAROGREEN A.The thyroid during pregnancy:a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stress test[J].Minerva Endocrinol,2003,28(3):233-245.
Pregnancy and the postpartum are times of marked and rapid change in the thyroid gland. Normal physiological changes include enhanced thyroid hormone production, modulation of thyroid hormone metabolism by placental deiodinases, and decreasing titers of thyroid antibodies in thyroid antibody positive women. Hyperemesis gravidarum is associated with suppressed 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levels and free T4 elevations. Graves' disease typically becomes quiescent during pregnancy, followed by a postpartum flare. Women with pre-existing hypothyroidism frequently require an increase in their levothryoxine requirement in the 1(st) trimester, and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early in pregnancy is linked to both miscarriage and impaired neurological development in the unborn child. Postpartum thyroiditis occurs in 7.2% of women, and euthyroid women who are thyroid antibody positive in the 1(st) trimester of pregnancy have a doubling of the miscarriage rate.
PMID:14605605      URL    
[本文引用:0]
[12] ALEXANDER E K,PEARCE E N,BRENT G A,et al.2017 Guidelines of the American Thyroid Association for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thyroid disease during pregnancy and the postpartum[J].Thyroid,2017,27(3):315-389.
Abstract BACKGROUND: Thyroid disease in pregnancy is a common clinical problem. Since the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se disorders by the American Thyroid Association (ATA) were first published in 2011, significant clinical and scientific advances have occurred in the field. The aim of these guidelines is to inform clinicians, patients, researchers, and health policy makers on published evidence relating to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thyroid disease in women during pregnancy, preconception, and the postpartum period. METHODS: The specific clinical questions addressed in these guidelines were based on prior versions of the guidelines, stakeholder input, and input of task force members. Task force panel members were educated on knowledge synthesis methods, including electronic database searching, review and selection of relevant citations, and critical appraisal of selected studies. Published English language articles were eligible for inclusion.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 Guideline Grading System was used for critical appraisal of evidence and grading strength of recommendations. The guideline task force had complete editorial independence from the ATA. Competing interests of guideline task force members were regularly updated, managed, and communicated to the ATA and task force members. RESULTS: The revised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yroid disease in pregnancy include recommendations regard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yroid function tests in pregnancy, iodine nutrition, thyroid autoantibodies and pregnancy complications, thyroid considerations in infertile women, hypothyroidism in pregnancy, thyrotoxicosis in pregnancy, thyroid nodules and cancer in pregnant women, fetal and neonatal considerations, thyroid disease and lactation, screening for thyroid dysfunction in pregnancy,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CONCLUSIONS: We have developed evidence-based recommendations to inform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thyroid disease in pregnant and postpartum women. While all care must be individualized, such recommendations provide, in our opinion, optimal care paradigms for patients with these disorders.
DOI:10.1089/thy.2016.0457      PMID:28056690      URL    
[本文引用:1]
[13] CLEMENTI M,DI GIANANTONIO E,CASSINA M,et al.Treatment of hyperthyroidism in pregnancy and birth defects[J].J Clin Endocrinol Metabol,2010,95(11):337-341.
DOI:10.1210/jc.2010-0652      URL    
[本文引用:1]
[14] BAHN R S,BURCH H S,COOPER D S,et al.The role of propylthiouracil in the management of Graves' disease in adults:report of a meeting jointly sponsored by the American Thyroid Association and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J].Thyroid,2009,19(7):673-674.
Thyroid. 2009 Jul;19(7):673-4. doi: 10.1089/thy.2009.0169. Congresses; News
DOI:10.1089/thy.2009.0169      PMID:19583480      URL    
[本文引用:1]
[15] MA X H,WU W X,NATHANIELSZ P W.Gestation-related and betamethasone-induced changes in 11beta-hydroxysteroid dehydrogenase types 1 and 2 in the baboon placenta[J].Am J Obstet Gynecol,2003,188(1):13-21.
Objective: We determined developmental and labor-related changes in 11β-hydroxysteroid (HSD) 1 and 2 expression in baboon placentas during the final third of gestation and labor. We examined whether maternal glucocorticoid administration alters placental 11β-HSD 2 expression. Study Design: Maternal and fetal plasma cortisol concentrations were measured in five animals. Types 1 and 2 11β-HSD messenger RNA (mRNA) and protein in placentas obtained at 121 to 185 days' gestation (dGA, term approximately 185 dGA, n = 16), during labor between 141 and 193 dGA (n = 8), and after maternal administration of four doses of 87.5 μg/kg betamethasone (n = 5) at 12-hour intervals at 121 to 135 dGA were analyzed by Northern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Cortisol levels were higher in maternal plasma than fetal (4-fold, P < .mob031). Placental 11β-HSD 2 mRNA and protein decreased after 0.9 gestation ( P < .001). 11β-HSD 1 mRNA remained unchanged. There was no effect of labor on placental 11β-HSD 1 and 2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Maternal betamethasone administration dramatically increased ( P < .05) 11β-HSD 2 mRNA as well as protein without effect on 11β-HSD 1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 Conclusions: The late-gestation baboon maternal plasma cortisol concentration is four times the fetal plasma concentration. Decreased placental 11β-HSD 2 may enhance maternal cortisol passage to the fetus at the end of gestation,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cortisol-mediated changes within the placenta and cortisol in fetal plasma at this stage of fetal developmen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betamethasone on placental 11β-HSD 2 induction further suggests an ability of the placenta to regulate glucocorticoid transfer in the presence of elevated maternal glucocorticoid. (Am J Obstet Gynecol 2003;188:13-21.)
DOI:10.1067/mob.2003.62      PMID:12548190      URL    
[本文引用:1]
[16] BENEDIKTSSON R,CALDER A A,EDWARDS C R,et al.Placental 11 beta-hydroxysteroid dehydrogenase:a key regulator of fetal glucocorticoid exposure[J].Clin Endocrinol,2010,46(2):161-166.
Abstract OBJECTIVE: Placental 11 beta-hydroxysteroid dehydrogenase (11 beta-HSD), which converts active cortisol to inactive cortisone, has been proposed to be the mechanism guarding the fetus from the growth retarding effects of maternal glucocorticoids; however, other placental enzymes have also been implicated. Placental 11 beta-HSD is unstable in vitro, and enzyme activity thus detected may not be relevant to the proposed barrier role. We have therefore examined placental glucocorticoid metabolism in dually perfused freshly isolated intact human placentas. DESIGN: Placentas were obtained from randomly selected normal term deliveries. The maternal circuit was perfused with physiological concentration of cortisol, the fetal effluent collected and steroid metabolites separated and quantified using silica columns (Sep-pak Plus) and HPLC. RESULTS: Most of the maternally administered cortisol was metabolized to cortisone, and no conversion of cortisone to cortisol was detected. Cortisone was the only product of cortisol metabolism. Inhibition of 11 beta-HSD with glycyrrhetinic acid allowed cortisol to gain direct access to the fetal circulation. CONCLUSION: We conclude that human placental 11 beta-HSD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ontrolling glucocorticoid access to the fetus. Other enzymes are not significant contributors at physiologically relevant cortisol concentrations.
DOI:10.1046/j.1365-2265.1997.1230939.x      PMID:9135697      URL    
[本文引用:1]
[17] BAKHIREVA L N,SCHATZ M,CHAMBERS C D.Effect of maternal asthma and gestational asthma therapy on fetal growth[J].J Asthma,2007,44(2):71-76.
Abstract Asthma is a common chronic condition that might seriously complicate pregnancy and fet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regarding the effect on fetal growth of maternal asthma and common asthma medications used during pregnancy, including short-and long-acting beta (2)-agonists, inhaled and oral corticosteroids, chromones, leukotriene receptor agonists, and theophylline. Evaluated outcomes of fetal growth include low birth weight, mean birth weight, 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 birth length and head circumference, and measures of asymmetrical growth retardation. Methodological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related to safety of asthma medications in pregnancy and management of gestational asthma are discussed.
DOI:10.1080/02770900601180313      PMID:17454318      URL    
[本文引用:1]
[18] SHAPIRO-MENDOZA C K,TOMASHEK K M,KOTEL-CHUCK M,et al.Effect of late-preterm birth and maternal medical conditions on newborn morbidity risk[J].Pediatrics,2008,121(2):223-232.
Late-preterm infants (34-36 weeks' gestation) account for nearly three quarters of all preterm births in the United States, ye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ir morbidity risk. We compared late-preterm and term (37-41 weeks' gestation) infants with and without selected maternal medical conditions and assessed the independent and joint effects of these exposures on newborn morbidity risk.We used 1998-2003, population-based, Massachusetts birth and death certificates data linked to infant and maternal hospital discharge records from the Massachusetts Pregnancy to Early Life Longitudinal data system. Newborn morbidity risks that were associated with gestational age and selected maternal medical conditions, both independently and as joint exposures, were estimated by calculating adjusted risk ratios. A new measure of newborn morbidity that was based on hospital discharge diagnostic codes, hospitalization duration, and transfer status was created to define newborns with and without life-threatening conditions. Eight selected maternal medical conditions were assessed (hypertensive disorders of pregnancy, diabetes, antepartum hemorrhage, lung disease, infection, cardiac disease, renal disease, and genital herpes) in relation to newborn morbidity.Our final study population included 26,170 infants born late preterm and 377,638 born at term. Late-preterm infants were 7 times more likely to have newborn morbidity than term infants (22% vs 3%). The newborn morbidity rate doubled in infants for each gestational week earlier than 38 weeks. Late-preterm infants who were born to mothers with any of the maternal conditions assessed were at higher risk for newborn morbidity compared with similarly exposed term infants. Late-preterm infants who were exposed to antepartum hemorrhage and hypertensive disorders of pregnancy were especially vulnerable.Late-preterm birth and, to a lesser extent, maternal medical conditions are each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newborn morbidity. Combined, these 2 factors greatly increased the risk for newborn morbidity compared with term infants who were born without exposure to these risks.
DOI:10.1542/peds.2006-3629      PMID:18245397      URL    
[本文引用:1]
[19] GUARINO N,OUE T,SHIMA H,et al.Antenatal dexame-thasone enhances surfactant protein synthesis in the hypoplastic lung of nitrofen-induced diaphragmatic hernia in rats[J].J Pediatr Surg,2000,35(10):1468-1473.
Background/Purpose: Pulmonary hypoplasia i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for the high mortality rate in patients with congenital diaphragmatic hernia (CDH). The expression of surfactant protein A in the hypoplastic CDH lung is reduced, and its concentration is decreased in the amniotic fluid of pregnancies complicated by CDH. In a CDH experimental model, prenatal glucocorticoid treatment has proved its efficacy in correcting the parameters of pulmonary biochemical and morphologic immaturity.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maternal administration of dexamethasone has any effect on the expression of surfactant protein A and surfactant protein B in nitrofen-induced experimental CDH rat model. Methods: CDH was induced in pregnant rats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100 mg of nitrofen on day 9.5 of gestation (term, 22 days). Dexamethasone (Dex, 0.25 mg/kg) was given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n days 18.5 and 19.5 of gestation. Cesarean section was performed on day 21 of gestation. The fetuses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group I, control (n = 16); group II, nitrofen-induced CDH (n = 16); group III, nitrofen-induced CDH with antenatal Dex treatment (n = 16). Indirect immunohistochemistry was performed using alkaline-phosphatase-coagulated streptavidin using anti-SP-A and anti-SP-B polyclonal antibodies. Reverse transcription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relative amount of SP-A and SP-B mRNA expression. Results: In the CDH lung (group II) we observed a markedly reduced number of type II pneumocytes positive for SP-A, and SP-B was increased to a level close to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lative amount of SP-A and SP-B was reduced significantly in group II compared with controls (P <.05)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group III compared with group II animals (P <.01).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antenatal glucocorticoid treatment increases the production of surfactant proteins in the CDH hypoplastic lung. J Pediatr Surg 35:1468-1473. Copyright 漏 2000 by W.B. Saunders Company.
DOI:10.1053/jpsu.2000.16416      PMID:11051153      URL    
[本文引用:1]
[20] BENNETT P,SLATER D.COX-2 expression in labour[M].Springer Netherlands,1996:167-188.
[本文引用:1]
[21] OLSON D M,AMMANN C.Role of the prostaglandins in labour and prostaglandin receptor inhibitors in the prevention of preterm labour[J].Front Biosci,2007,12(4):1329-1343.
Abstract Parturition is composed of five separate but integrated physiological events: fetal membrane rupture, cervical dilatation, myometrial contractility, placental separation, and uterine involution. Prostaglandins (PGs) have central roles in each of these events, but the most studied is myometrial contraction. Elevated uterine PGs or the enhanced sensitivity of the myometrium to PGs leads to contractions and labour. The primary regulator of PG synthesis is the mRNA expression of PG H Synthase (PGHS-2 or COX-2). Given the central role of PGs in labour, this enzyme becomes an obvious therapeutic target for the prevention of preterm labour, the major cause of perinatal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Unfortunately, even though the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NSAIDs), which inhibit PGHS, are usually successful in suppressing preterm labour or prolonging pregnancy in animal and human studies, the NSAIDS have had adverse effects on fetal physiology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other means to suppress PG synthesis or action to arrest preterm labour need to be investigated. The PGF2alpha receptor, FP, may prove to be a reasonable target for tocolysis. FP mRNA increases in the mouse uterus at preterm birth, whereas PGF2alpha concentrations do not increase, suggesting elevated uterine sensitivity to contractile agonists is one mechanism for preterm labour initiation. New data shows that administration of a specific FP antagonist, Theratechnologies (THG) 113.31, delays preterm birth in mice and sheep with no observable maternal or fetal side effects. Hence antagonizing PG action offers new hope for delaying preterm birth.
DOI:10.2741/2151      PMID:17127385      URL    
[本文引用:1]
[22] SCHOENFELD A,BAR Y,MERLOB P,et al.NSAIDs:maternal and fetal considerations[J].Am J Reprod Immunol,2013,28(3/4):141-147.
ABSTRACT: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NSAIDs) gained popularity in the late 1970s. Inhibition of prostaglandin synthesis with indomethacin has been reported to be effective for prevention of labor and for treatment for symptomatic polyhydramnios. Concern about its possible constrictive effect on the fetal ductus arteriosus has limited its use in pregnancy. Maternal indomethacin therapy has also been associated with reduction in urine production in the fetus and with oligohydramnios.Obstetricians have discouraged pregnant women from taking analgesic doses of aspirin, mainly because of the availability of paracetamol (acetaminophen), which causes less gastric irritation, but also because of fear of maternal and fetal hemorrhage and of possible premature closure of the ductus. These fears largely derive from studies on patients taking large doses and from extrapolation from other NSAIDs. The likelihood that treatment with 60芒聙聯75 mg/day of aspirin markedly reduces the incidence of preeclampsia and fetal intrauterine growth retardation makes it important to reexamine its use.This review describes the pharmacology and pharmacokinetics of aspirin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pregnancy and considers teratogenesis, prolongation of pregnancy and labor, maternal bleeding, fetal and neonatal bleeding, possible effects on the ductus arteriosus and pulmonary circulation, and possible nonspecific effects on intelligence and breast feeding and acute toxicity in the neonate.
DOI:10.1111/j.1600-0897.1992.tb00777.x      PMID:1285865      URL    
[本文引用:1]
[23] DANIEL S,MATOK I,GORODISCHER R,et al.Major malformations following exposure to 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 during the first trimester of pregnancy[J].J Rheumatol,2012,39(11):2163-2169.
DOI:10.3899/jrheum.120453      URL    
[本文引用:1]
资源
PDF下载数    
RichHTML 浏览数    
摘要点击数    

分享
导出

相关文章:
关键词(key words)
妊娠期
胎盘内分泌
胎盘激素
用药安全

Pregnancy
Placental endocrine
Placental hormones
Drug safety

作者
陈诚
黄银
杨娇
杨勇

CHEN Cheng
HUANG Yin
YANG Jiao
YANG Y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