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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液经法图”据考是伊尹《汤液经法》的原理图,因敦煌遗书《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的转引而留存于世,也称为“五味补泻体用图”。在20世纪70年代的献方潮中,民间中医张大昌将自己家传的《辅行诀》献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经王雪苔、马继兴、钱超尘等中医大家的不懈努力,此图才得以公开^[1,2]。“汤液经法图”描绘了一幅完整的以脏腑虚实辨证和五味补泻治疗为主的辨证论治体系,并展示了一种独特的五味配伍成方的原理,极具研究价值。《辅行诀》原文中,陶弘景认为“此图乃《汤液经法》尽要之妙,学者能熟悉之,医道毕矣”^[1]。简要地看,在“汤液经法图”所展示的辨证论治体系中,不同的疾病可分为肝虚证、肝实证、肝虚实夹杂证、肝虚合并脾虚证等五脏虚实病证类型,并相应地采用辛补肝、酸泻肝、甘缓肝、甘补脾、苦燥脾等方法配伍治疗,可用的中药包括辛味桂枝和麻黄、酸味白芍和五味子、甘味甘草和党参、苦味白术和黄连等。《辅行诀》收载的五脏大小补泻汤对这种诊病用药的原理有很好的诠释。例如,小补肝汤治疗“心中恐疑、时多恶梦、气上冲心、越汗出、头目眩晕”,属于以肝虚为主的虚实夹杂证,故用药以补肝为主、攻补兼施,组方为桂枝(辛)、干姜(辛)、五味子(酸)各3两,大枣(甘)12枚。全方配伍结构为“二辛一酸一甘”,正与“汤液经法图”肝木治疗区域相合。在这种识方解方的过程中,以五味为主的中药药性理论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从目前的教科书角度看,现行的中药药性理论主要是由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沉浮和有毒无毒五部分内容组成^[3]。其中,五味理论主要包括辛、甘、酸、苦、咸的确定依据(真实滋味和效用推定)和作用特点(辛味能散能行、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泄能燥等),以及涩附于酸、淡附于甘的思维习惯。然而,“汤液经法图”所示的五味理论却与现行的药性理论有很大不同。本文在课题组前期研究基础上,对这种不同之处进行详细论述和分析。

传统的中药药性理论认为,五脏与五味具有一定的配属关系,其中,酸对应肝,苦对应心,甘对应脾,辛对应肺,咸对应肾。并由此对应关系,衍生出酸入肝、咸入肾等诸多归经内容。可以看出,这种对应关系的实质是“一对一”的映射关系。但是,“汤液经法图”却描绘了一幅“多对一”的五脏五味配属关系^[4]。这种“多对一”的五脏五味配属关系,在《黄帝内经》“脏气法时论”中也出现过,但其内容却与“汤液经法图”所示的有所不同。

“汤液经法图”一般以五边形表示(图1),从这个五边形的各边内容上可以直观看到,每一个脏腑区域都对应着3个药味。例如,肝木区域分别写着辛、酸和甘3种药味,心火区域分别写着咸、苦和酸3种药味,脾土区域分别写着甘、辛和苦3种药味,肺金区域分别写着酸、咸和辛3种药味,肾水区域分别写着苦、甘和咸3种药味。统计一下,五味分别出现3次,以对应五脏。为了区分每个脏腑对应药味的不同角色,“汤液经法图”以补(用)、泻(体)和化(急食)来命名这3种药味。例如,肝木区域的辛、酸和甘3种药味,辛味补肝,酸味泻肝,甘味缓肝。这就从功能上,将3种药味区分开来,虽然都配属于肝,但是它们发挥的功能是不一样,有补有泻有化。表1展示了这种五脏五味的“多对一”配属关系。

同时,笔者注意到,目前一般认可的五脏五味“一对一”配属关系,从“汤液经法图”补味、泻味和化味的角度看,似乎是凌乱无序的。例如,肝对应酸、心对应苦,对应的是泻味。脾对应甘,对应的是补味。而肺对应辛、肾对应咸,对应的就是化味。这种凌乱无序的对应关系可能存在错误,为临床用药带来困惑。例如,肝应春天,应是万物复苏的季节,阳气生发,但是此时对应的五味竟然是具有收敛之性的酸味,这就存在矛盾。如果对应辛味,则辛味升阳发散的性质,正应肝木之性。所以,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目前的五脏五味“一对一”配属关系是有争议的^[5,6,7]。也有学者认为,《辅行诀》中所展示的五味的五行归属关系,更能反映药味的功效作用,对指导临床用药有较高的价值^[8]。

在“汤液经法图”中,各个脏腑均配属3个药味,分别为补味、泻味和化味。补则补虚,治疗脏腑虚证;泻则泻实,治疗脏腑实证;化则调和,虚实兼治。同时,从“汤液经法图”的图示角度看,这3个药味之间还存在配伍转化关系,即肝木区域的辛酸化甘,心火区域的咸苦化酸、脾土区域的甘辛化苦、肺金区域的酸咸化辛、肾水区域的苦甘化咸。这是一种既往药性理论没有的、全新的、涉及3个属性的五味之间的关联关系,也可以称之为五味配伍的化合关系或转化关系。

这种全新的五味配伍转化关系存在以下特点:其一,这种转化关系的发生学和起源,可能与真实饮食滋味调和的变化有关,因为创作“汤液经法图”的伊尹本身是中华厨祖,最早记载四气五味的是《神农本草经》,而神农也是专司农事的三皇。其二,这种转化关系的逻辑性很强,即辛酸化甘、咸苦化酸、甘辛化苦、酸咸化辛、苦甘化咸。无论单独看这种配伍转化关系中的第几个药味属性,其循环模式均为“辛-咸-甘-酸-苦”,这个顺序不变。其三,这种转化理论的特定性很强,例如,辛酸化甘而不化苦不化咸,咸苦化酸而不化辛不化甘。目前来看,这种特定的转化关系可以得到数学层面的证实。从二维矩阵穷举法角度看,要想实现五味之间的配伍转化,符合基本要求的化合关系只有一种。从图论“一笔画”原理看,通过寻找具有五行生克关系的五角星图形的“一笔画”途经并分析其相邻顶点的排列顺序,也证明了五味配伍转化关系的唯一性^[9]。而从空间向量运算的角度看,五味配伍转化关系更是五维空间向量内积的完美表述^[10]。

五味配伍转化关系对于分析临床复方的功效特点是十分重要的。例如,麻杏石甘汤由麻黄、石膏、苦杏仁和甘草组成。根据校正后的中药五行五味,麻黄味辛,石膏味酸,苦杏仁味苦,甘草味甘,组成复方后,苦杏仁和甘草配伍,苦甘化咸泻肺,石膏味酸补肺,麻黄味辛散肺,构成以泻肺为主的治疗肺热咳喘的方剂(图2)^[11]。又如,小建中汤是在桂枝汤基础上,增加芍药的用量,又新增胶饴而成。从五味配伍转化角度看,小建中汤以建中补中气为主,主导药味应该是甘味,甘补脾。而桂枝汤原方以辛味(桂枝和生姜)为主,酸味(芍药)为辅,辛多酸少,增加芍药的用量后即形成辛酸平衡,故辛酸化甘以增强补脾建中的作用(图3)。

在《辅行诀》中,陶弘景不仅转引了“汤液经法图”,而且转载了《汤液经法》中关于部分中药的描述,名为“药精”。原文有曰:“经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五气,化生五味,五味之变,不可胜数。今者约列二十五种,以明五行互含之迹,以明五味变化之用”,“此二十五味,为诸药之精,多疗五脏六腑内损诸病,学者当深契焉”。这就是二十五味药精的记载,具体内容如“味辛皆属木,桂为之主,椒为火,姜为土,细辛为金,附子为水”,“味苦皆属水,地黄为之主,黄芩为木,黄连为火,术为土,竹叶为金”等^[1]。这种中药药性的表述形式,除了《辅行诀》之外,在2018年出版的商·容成公的《玄隐遗密》^[12]中也有记载。

这样的药性记载表明,与现有药性理论内容不同,“汤液经法图”时代完全是采用五行属性进行药性认知的,通过五行互含对不同性效特征的中药进行标记。例如,桂枝与生姜均为辛味药,桂枝是木中木,生姜是木中土,两者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在前期研究中,笔者将木中木、木中土这样的五行属性表述拆分为前位属性和后位属性,并与《神农本草经》《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大辞典》等权威参考书的药性记载相比较,发现五行属性的前位属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五味的总体符合度最高(76%),后位属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归经的总体符合度最高(68%)^[13]。从临床角度看,这种五行属性认识也能契合中药的性效特点。例如,黄芩为水中木,黄连为水中火,二者功效相似,但也有各自的侧重点。木属肝胆,火属心,所以,临床上黄连应更常用于高热神昏、心烦不寐、血热吐衄等心火旺证的治疗^[14,15]。

当然,这种采用中药五行属性的分类认知模式,是从“汤液经法图”角度理解复方配伍原理的基础,二者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没有五行属性,也就无法进行“汤液经法图”的解方。但是,由于《辅行诀》中仅仅记载了25味中药的五行属性,而且还存在不同抄本之间的差异,国内研究者也不多,所以给临床推广使用带来困难。当务之急,应尽快研究确认中药五行属性的判定方法和本质内涵,将未被《辅行诀》收录的其他常用中药纳入这个体系中,才可以更好地解方用方^[16]。学术界一直都在关注中药自然属性与功效属性的相关性,实际上,无论是中药的自然属性还是功效属性,都是外在表现,其内在的原动力应该是中药的五行属性。所以,中药五行属性的判定方法,需要从自然属性和功效属性两个角度,相互印证来确定。例如,石膏这味常用中药,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标示其药味为甘、辛,但从自然属性看,石膏色白,别名“白虎”,是《伤寒杂病论》中白虎汤的君药;从功效属性上看,功效为清热除烦止渴,用于高热烦渴和肺热咳喘,煅后敛疮生肌。由此可知,石膏的五行属性一定有“金”,可能是“金中土”或“金中金”,而这种五行属性的中药,应该是酸味药。

目前,中药药性理论的主体内容包括四气、五味、归经、升降沉浮和有毒无毒。但是,这些内容的丰厚度和重要性是不一样的^[17]。例如,四气、五味和有毒无毒是现存最早的本草著作《神农本草经》已有的内容,而归经和升降沉浮是后世逐渐形成的内容^[18,19]。其中,归经理论主要是金元明清时期的医家,借助《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早期医书中的理论概念,为方便中药应用而推演形成的功效定位属性,其实可以视为二次创作理论。而升降沉浮理论,既不是每个中药的必备药性属性,也不是临床选药配伍所必须考虑的内容,而更像是一组从气机运动角度对不同中药进行区分的学术概念,与刚柔、走守等概念相似,其本质依然是阴阳。所以,中药药性理论的不同内容,其重要性是不一样的。从“汤液经法图”角度看,中药药性理论主体内容中占有首要地位的,应该是五味理论。

《黄帝内经》有言曰“阳化气,阴成形”,“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此五者,有辛酸甘苦咸,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缓,或急,或坚,或软,四时五藏,病随五味所宜也”。这说明,药食入口皆属阴属形,而生阴成形之本在于五味,伤在五味,治亦在五味,所以,五味理论应当在中药药性理论中占有首要地位。按照这个思路,在考虑中药的性-效关系时,应该先以五味确定基本功效,再以四气修订基本功效,最后结合归经和有毒无毒来完善基本功效。在讨论不同中药的个性特点时,如果药味不同而四气相同,则属于异中求同,以异为主。如果药味相同而四气不同,则属于同中求异,以同为主。国内也有学者将《辅行诀》的组方模式总结为“药味为纲,药效为目;依法制方,加减相辅”^[20],同样突出了药味的首要地位。总之,“汤液经法图”昭示了五味理论的特殊地位,改变了中药药性理论的研究思路。

中药药性理论是中药不同于现代药物的根本特征,是临床中药合理用药的指导性理论。经过数十年的科学研究,关于中药药性与中药自然属性、中药化学成分、中药作用于各类生物体的效应表征,以及上述各类指标的数学分析等的关联性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对药性实质的认识也更加深入^{[21,22,23,24]}。但是,从中药药性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基本逻辑来看,现有研究更多的是用不同的技术手段和微观指标来验证和诠释,而依然缺少突破性的认识。《辅行诀》和“汤液经法图”呈现出很多前所未见的药性理论新内容,让打破这种僵局成为可能。

从发生学角度看,药性理论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演变,现有主体内容很难说是最本源的理论模式,其中一定夹杂了历代传承整理者的主观认识和社会人文大环境的影响,所以,去粗取精、追根溯源,可能是中医药基本理论研究的重头戏。敦煌遗书《辅行诀》和“汤液经法图”的再版问世,为中医药基本理论的溯源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中药药性理论角度看,“汤液经法图”展示了诸多的药性理论新内容。从中医辨证论治理论上看,“汤液经法图”描绘了一幅严密完整的脏腑虚实辨证和五味补泻用药诊疗体系,与历代脏腑辨证理论相比较,它与五行生克的关系更为密切,更为接近理论本原。从中药复方配伍理论上看,“汤液经法图”所蕴含的五味补泻配伍成方理论和五味配伍转化理论,比君臣佐使配伍理论更精准、具有更高的临床实用价值。所以,“汤液经法图”的价值和地位很可能是被学术界低估的,亟需深入挖掘研究。